了近600万的定金，而合同标注的商品单价比正常低了整整百分之二十！
也就是说，就算是正常生产、正常付，这些订单根本产生不了一分钱的利润。
更主要的是，那些预付款到账后都被转到了境外的一家公司，这家公司的法人赫然是蒋孝丽，和老贾老婆的名字一模一样。
我后知后觉地嗅到了阴谋的味道。
再打老贾电话，正如我担心的那样，电子语音机械冰冷：“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！”
我被我的合伙人、好同学、好兄弟算计到了深不可测的陷阱里。
我低估了人性，尤其是低估了人性的阴暗面，也高估了人际关系。
可以预知的后续接连带给我无数点的暴击：
催货的合作商蜂涌而至，人家有白纸黑字的合同，还有预付款凭证，我需要交付的货值近两千万。
交货赔死。
不交货吃官司。
就算是我不怕赔，没钱买原材料也开不了工。
我的那点家底，填补不了这么大的窟窿。
公司到了绝地，员工纷纷离职。好在大家知道眼下的局面，没有追索什么。
合作商可没那么客气，因为云顶交付不了货，法院传票一张接一张送到我这个公司实控人手上。
我也是受害者，原告、法院都很清楚，但改变不了我在法理上受制的局面。
查封公司的时候，我才绝望地知道，屁股底下这间四百多平的写字楼也被姓贾的拿到银行做了抵押。
我成了老赖。
家里的房子、银行的存款全都被查封、执行。
一夕之间，我成了“大负翁”。
02
“宏观”上，我这辈子可能都翻不过身，“微观”上，在家里，我成了罪人。
我们一家三口租了间两室的小公寓，鸽子笼样的那种。
四十多万的A6卖了不到十万，成了我们全家吃喝拉撒的全部本钱。
老婆柳菲多年来在家做全职妈妈，我主外，她主内，相得益彰。
如今负负得正，我不行了，她开始对我各种打击。
“某些人啊，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怎么现在啥也不是了？”柳菲一边照着镜子，一边冷嘲热讽。
我一直持有一种观点：家庭和事业，是人生的两大支柱。两根支柱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