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出生于80年代的农村，那是一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。虽家境贫寒，但幸运的是，小时候未曾遭受过饥饿的折磨。高中毕业后，我便告别了学校生活，踏入社会。
在农村老家，我干了两年农活。那些日子里，每日迎着晨曦下地，披着晚霞而归，身体上的劳累自不必说，然而收获的报酬却少得可怜。2000年春节前夕，同村一位大我几岁的姑娘，像是黑暗中的一点光亮，她告诉我可以带我出去打工。怀揣着母亲卖猪得来的三百元，我心中既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，又夹杂着离别的不舍与对未知的担忧，踏上了前往广州的火车。
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，火车上拥挤不堪的人群，形形色色的各地方言，还有那满是水泥建筑的城市，一切都让我感到无比新奇，同时又有着深深的恐惧。尤其是到达广州车站的时候，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。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仿佛一片嘈杂的海洋。与此同时，防骗、防抢、防盗的警示牌随处可见，街边协警手持长木棍来回走动，这一切都透露着城市的复杂与危险。那一刻，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《双城记》中的话：“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，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；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，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。”
来到工厂后，第一件事便是办理暂住证。在那个陌生的环境里，没有暂住证就如同没有依靠的浮萍，随时可能遭遇未知的危险，说不定哪天出门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一切安排妥当后，我惊讶地发现身上只剩下四十多块钱了。
我的工作是牛仔裤的水磨工。这是一份极其耗费体力的工作，一天工作下来，手臂仿佛不是自己的，沉重得都抬不起来。吃饭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已经疲惫不堪，只能埋头把嘴凑近碗边，用筷子无精打采地往嘴里划拉饭菜。就算是这样辛苦的工作，工资也少得可怜。学徒工时每月只有三百元，试用工也仅仅五百元，要等几个月后做了计件工才能多挣点。而且即使计件，如果不加班的话，收入依然微薄。厂里有食堂和集体宿舍，但这些都需要从工资里扣除费用，其他的生活开销就更不用说了，每个月能省下的钱寥寥无几。
干了一个多月后，我逐渐适应了一些，但内心也越来越清楚，这样的工作不是我能长久从事的。所幸快到夏天的时候，工厂生意不好，经常放假。此时，我已经存了几百块钱，于是趁着空闲时间跑到市区里找工作。
找工作的过程充满了艰辛与骗局。各种各样的招工骗局让人防不胜防。起初，我不懂其中的门道，吃了一两次亏。但是吃一堑长一智，慢慢地我也开始熟悉一些套路。后来，在一个还算正规的中介那里交了八十元后，经过几次奔波，终于找到了一份药品销售的工作。其实所谓的药品，不过是保健品，只是打着药品的旗号在销售，这在当时也算是行业内的潜规则了。
刚进入公司，试用期、学习期等过程一个都少不了，一切又得从头开始。这里的工作非常繁杂，所谓的销售工作，实际上什么事都要干。从搬货、送货对单，到制作广告牌、派发传单、准备促销活动，甚至还要做主持等。不过当时我年轻，精力充沛，也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的，不管让我做什么，我都积极去做，至于干得好坏，自己也没有太多的想法。
公司包住，我们住在城中村的农民自建出租房里，都是单间，每个单间住着五六个人，一层楼只有一个厕所。忙碌了一天之后，躺在公司宿舍的铁架双层床上，看着雅典奥运会的比赛节目，心中充满了惬意。在那个时候，我在工作中逐渐上手，到天气转凉的时候，我的工资能拿到七八百元左右，有一个月销量较好，甚至拿到了一千元。当我春节回到老家时，心中满是风光之感。对于一个来自山村的我来说，不依靠体力劳动就能挣到不比别人少的钱，这在村子里已经是非常能干的表现了。
然而，正是这种风光给我带来了一段意想不到的经历。初几的时候，一位邻县很少往来的亲戚来拜年，他还带着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儿，是我的表妹，名叫小筝。吃饭的时候，大家喝酒聊天，父亲谈及我在广州打工的事情，脸上不免有些得意。小筝听了我在广州的情况后，显得很兴奋，她渴望我也带她去广州闯荡。她的父母也有这样的想法，他们既想让女儿出去见见世面，又有些担心女儿在外面吃亏，现在有我这个信得过的人在，自然是再好不过了。于是他们也在一旁极力夸赞我能干，希望能促成这件事。几个月后，小筝跟随我来到了广州开始工作。
小筝刚开始做这份工作时很不适应，她的脚经常喊痛。毕竟这是一个新的环境，一切都需要重新适应